魅族特种兵发布会5月16日举办：手机、系统都更新

人权保障专属于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无关。

宪政没有专门的学校，我们惟有从实行中去学习。即便有，也只是集中在事故灾难、政策出台以及民生问题等类型事件中。

以国民的集体表达意向所面临的种种阻滞来看，结合互联网本身的非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形态，加之所涉及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社会政治处于剧烈变迁所带来的震荡所产生的涟漪效应阶段，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失真或模糊和自我假设与论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常态，不必对其反应过度，视为危害社会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瘤。如果体认到互联网上的政治公议的不可避免性和中国语境生成的独特性，那么，给这类信息安置上合法性的保护机制，将这类不尽完全为真的信息传递过程非事件化、去事件化，解除冠以网络谣言带来的污名效应，也将成为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之外，用以化解社会利益冲突、有效治理社会政治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政治通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2) 但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国民通过媒体建构政治话语叙事和进行政治公议的技术结构。(18)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在社会政治正常运转的语境中，允许国民就相关公共政治事件自由地传递有关信息并自由地表达其见解，让国民有一个发声装置来表达其利益诉求，事实上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政治权力尽管竭尽所能地保持着对公共政治信息和讨论的垄断权，但无奈形势比人强，公民拖着官员走所借助的资源，往往是已经颁布生效了的法律和几十年来在各种宣传造势中已经深入人心了的法治想象。而这类信息在政治舞台上的退出，正是得益于对煽动性诽谤的除罪化机制安排，以及政府信息的充分公开和透明、公共政治议题民主参与的制度化作业的日益成熟。没有利益，也就无所谓人权。

如果没有现代以来的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就不可能出现罢工权。国家权力也不可以放弃，否则就是违法或渎职，无法维护其人权基础。根据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所有加入到联合国的成员，不因其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也不论其发展水平的程度，在国际法上都享有平等的主体地位，每一个会员国都是主权的拥有者。现代一系列人权国际文书，尤其国际人权宪章和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尔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人权的本原作了清晰的回答。

(14) 国家立法对人权保护、享有和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人权是个人或某些特殊群体受正义认可和支持的各种利益诉求。

西方规范法学派认为，人权就是法律所具体、明确规定的人的权利，所谓道德权利、应有权利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并不存在的东西。同时，由于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其他具体国情不同——这是人权个性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具体体现，各国在制定本国的法律和人权政策时，在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规定，实施自己的人权模式。一般说来，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是：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二战以后，人权进入国际领域，保障人权开始被确立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基础，依据相应公约建立了经社文权利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和保护迁徙工人及其成员权利委员会等机构，来监督公约的执行。(五)社会和谐是人权实现的重要因素 和谐社会无论是作为一个口号，还是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针、目标，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它基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虽然宪法和法律对人们理应享有的权利已经规定得很具体、明确和全面，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人们却实际享受不到。

人权与这些义务往往是分离的，权利就是权利，义务就是义务。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古今通常所说的人性。

而它没有创立这个基础。(22)因此，民主是与君主专制相对而言的一种政治体制。

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实现人权的基本要求。人权本质表明人权究竟是什么，而人权本原则是指人权的来源，这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理论上却往往难以区分。国内集体人权，又称特殊群体权利，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老年人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外国侨民与难民的权利等。人权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有各种表现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地方自治制度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在我国得以完善。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是慢慢形成的。

统治者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将社会同构于国家之下。地方自治的权利不是从上而下的授予，而是自下而上的对中央权力的限制，这种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旨在防止中央权力对地方事务的干涉，有利于消除地方区域的公民对强大的中央国家权力的担心。

在台下时高喊地方自治，一上台就加紧中央集权。美国学者艾德里克指出：在法律理论上，美国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政府所设的一间公司。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5又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这正如法国当代行政法学家J.Rivero所言：承认区别于全国性事务的地方事务这种类型（的存在）是全部地方分权的第一条件。

其中一种观念便是：人民能够自治，能够不受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暴君的统治，可以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处理自己的事务。再者，如果地方自治权是指自治机关行使的权力，那么自治权的主体就只是自治机关，而不是自治体成员，这就与地方自治的民主性完全背道而驰了。(26) 两者观点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兵戎相见。虽然在乡村也存在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地方自治痕迹，但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这种地方自治也沦为了乡绅、族长的强权自治，而不是民主性质的地方自治。

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建立在工商文明的基础之上，经济交往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促使他们自觉地结合起来。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就会为某种开明的少数声称比人们自身更了解他们真正需要和渴望的专制主义开辟道路。

因此，地方自治的权利不只是由中央分配给地方的权力，地方自身有更多的固有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从上而下的授予，而是自下而上的对中央权力的限制。⑩ 那么，这种个人的自主权利是否来源于国家的赋予？在以往权利的研究中，我们常以法定权利一词来涵盖所有的权利类型，似乎没有国家和法律，就没有权利的存在。

权利是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事实上，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看，由公民参与与自己本身利益相关的事务的管理，本身就是现代民主的一条重要原则。

但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关于地方自治的实践只是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对地方自治得以形成的社会政治条件并没有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探讨，因而，真正宪政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并未实现。个体遵循这些经验而采取各种行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即我们现在所称的自治。总之，这一时期的地方自治是在专制政府主导下由上而下推广实施的，完全违背了地方自治由下而上的自生自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第3款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同时，确定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合理界限，保证个人自治的空间不被国家所吞没。(15) 然而，社会要成为阻碍国家权力非法行使的制约主体，本身就必须借助于其自主的组织结构与自治的活动范围，从而成为团结民众的力量。

④ ［德］汉斯—乔基姆·海因茨：《国际法上的自治》，载王铁志、沙伯力主编：《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11) 由此可见，自主权是属于人的天赋权利，它是以人的自然存在为前提的。

原文来源：《法治研究》(杭州)2007年第6期 第51-59页 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治 自治权 地方自治 国家统治 。在我国理论界，对地方自治权的正当性之基础并没有作过深入的探讨，更多的只是对地方自治的功利价值和历史演变进行反复的论证。